中國風水文化走向世界
來源:大易策劃作者:大易策劃時間:2016-02-27點擊:2678
西潮東漸與東學西漸
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自明末開始，也就是17世紀中葉，這是“西學東漸”的開端。西方人對中國風水的真正接觸，始于西方傳教士來華之時。最早撰文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( MatteoRicci，1552年~1610年)，他在1582年被羅馬耶穌會派到中國傳教。他在《中國傳教史》中說： “地理師根據(jù)山陵、河流的地理位置來預知吉兇，風水師認為風水能決定一家人的健康、財運、功名成就及禍福，真是愚昧極了。”16世紀17世紀歐洲傳教士利瑪竇的《基督遠征中國》從傳教士和宗教的角度，即殖民主義論的角度侮蔑中國文化，將風水斥之為“野蠻”、“瞎子領瞎子”的“迷信”。
德國傳教士艾德(Ed，1838年- 1908年)于1862年被巴色會派到中國廣州傳教，他曾任《中國評論》的編輯多年，寫過許多關(guān)于中國的文章。艾德所撰《風水——中國自然科學的萌芽》于1873年在香港出版發(fā)行。他在書中寫道： “什么是風水？這個問題在近三十年來一直被人們探討，因為自從外國人被允許在大清帝國這個陌生的國家定居后，風水問題總是不斷地困擾著人們。當人們買塊地、建一座房子、推倒一座墻或升一根旗桿時，住在通商口岸的居民遇到了數(shù)不清的困難，所有這些都用看風來解決。”上面的這些話表明了西方漢學家中國風水的基本認識和態(tài)度。利瑪竇和艾德的這些言論在西方國家的影響極大。
到19世紀中葉，英國傳教士伊特爾( ErnestJ.Eitel)在1873年發(fā)表的《風水——中國古代神圣的景觀科學》中仍從殖民者的角度看待風水，認為“風水是一種科學與宗教混合的前科學。由于其淪為迷信，必然會走上消亡。”由于西學統(tǒng)治著世界的主要學術(shù)殿堂，殖民主義傳教士對包括風水、中醫(yī)藥、針灸等中國的原創(chuàng)文化、傳統(tǒng)文化極端蔑視。直到現(xiàn)在，仍有極少數(shù)學者站在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的立場上，比如《東方的發(fā)現(xiàn)》一書作者，仍把中國人視為野蠻、迷信、沒有科學的代表。
20世紀初是西學東漸、中西文化碰撞的一個高潮期。在這期間，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及地理學、建筑學相繼傳人中國。從此，學者們大多借助西學方法來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加以整理研究，凡與西方傳統(tǒng)學術(shù)概念相抵牾的中國傳統(tǒng)學術(shù)，包括中醫(yī)、中藥與風水地理在內(nèi)，往往被蔑視，甚至被斥之為迷信。在中國的學術(shù)舞臺上，更是出現(xiàn)了“只有徹底打倒舊文化，才能建立新文化”、“全盤西化”、“陰陽五行學說是封建迷信，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(fā)展”、“科學不會說中國話”、 “中國古代沒有科學，更沒有科學思想”等風行一時的時髦口號。
北洋政府在當時世風的影響下明令禁止中醫(yī)、中藥和風水。風水，這一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老的建筑文化，就被作為“封建迷信”、 “宿命論”而不能登學術(shù)大雅之堂。殊不知，在中國還沒有進入封建社會的幾千年前，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的風水便已存在了。用西學的思維模式和科學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的學術(shù)思維方式，正如過去的《馬氏文通》用英語語法的原則來衡量漢語的語言句子，認為“漢語不合語法”、 “漢語不通”，同樣是“漢人學得胡兒語，爭向城頭罵漢人”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以“改造自然”、“人定勝天”為口號，與風水追求人與環(huán)境和諧吉祥的目標格格不入。在“徹底清除舊社會物質(zhì)文化”的口號下，大量的古城墻、古建筑、歷史名人宅居被毫不留情地拆除了，這對中國古老的建筑以及這些建筑規(guī)劃之中深層次的建筑文化是極大的破壞。以拆除北京舊城為代表的全國拆城之風愈演愈烈，代之而起的是在中國大地上，到處泛濫著克隆外國的垃圾建筑，以“洋”為榮，盲目地把外國的東西放到自己的祖先牌位上，致使千城一面，缺乏地方個性、民族個性和文化內(nèi)涵的建筑比比皆是。
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洶涌澎湃之日，是考驗建立在陰陽五行學說基礎上的中醫(yī)、中藥、風水等一系列與西方純理性科學所不同的東方學術(shù)之時。東方的學術(shù)能否被世界學術(shù)之林所接納，并成為世界學術(shù)文化之林的一部分？如果不能，它就必然會喪失自身的生存空間。那么大量的古代中醫(yī)、中藥、風水等著述，只能落得任其放在圖書館古籍部塵封音絕的命運。
1942年，當時的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中文系主任、北京大學羅庸教授說： “中國建筑在中國文化上有著極重要之地位，如看西洋中世紀以前的建筑（如羅馬教堂），往往使人感覺宗教之崇高而自己的渺小，至近代的紐約建筑則予人以壓迫的感覺。中國建筑反之，中國建筑予人之感覺則以人為主、以物為賓。任何建筑似均可玩之于掌上者，尤以色澤之調(diào)和，富藝術(shù)之價值，如故都宮殿，墻基白色，上為紅墻，再上為紅柱黃瓦，給予人玲瓏美麗之感。中國建筑不亡，則中國本位文化亦必不亡，且進而將影響西人之建筑。”
羅庸先生把中國建筑文化存亡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文化的命運關(guān)聯(lián)起來，將兩者視為共存亡的一個整體，或者說中國建筑文化的存亡是中華民族文化存亡的一個指示器，這多么警醒、多么深刻！這段話寫在六十多年之前的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其先見之明令人至今讀起來仍佩服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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